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都离不开吃、穿、住、行。“行”虽然在四大生活要素中被排在末位，但却是一种重要的人生体验，常常比前三项更能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有记忆的第一次出行是坐马车搬家的行程。那是1966年9月随妈妈搬家的经历。那之前，妈妈在农行大关县支行工作（中国的银行分分合合的，那时是农行或是人行记不清了）。后来，从上海、武汉来了一批支边青年，有几个分到银行的成了妈妈的徒弟，妈妈教会了他们会计业务，为了给他们腾岗位，妈妈被调到了下属的双河营业所。就这样，妈妈带着不到5的岁我去了百里外的双河公社。
那时，县城虽然有一条公路通往双河，但很少有汽车跑，我们坐的是客马车。客马车，你没听说过吧！简言之就是载客的马车，车上有篷布，有条凳，比一般的马车要大些，用3匹马拉。少不更事，听说能坐客马车，我挺兴奋，吃了豆沙包便上路了。车篷是蓝布做的，两面开了窗，上部的篷沿呈锯齿形，好像还点缀有别的颜色，反正我喜欢。结果，在沙石路上一阵颠簸，我竟然晕车吐了。谁也不可能知道我吐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看着吐出来的豆沙上浮着几点完整的芝麻，想着嚼烂芝麻时的香味，直叫可惜了，可惜了，芝麻可惜了！
第二年的夏天，我又经历了一次有趣的出行。妈妈接到通知要到县里开会，便背上半岁的弟弟，带着我，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出发了。这次是走山路。我们从双河新街（现在的幸福村）溯小河而上，一会儿便到了老街（现在的双河村）。老街真老，一条石板路，两边是一些土木结构或串架结构的老房子，有的还是四合院，街头有一棵大黄葛榕，比新街那棵稍小点。河流在这里又分成了两条，两条河分别绕过街头和街尾在街前汇合。我们在街前穿过一个正叮叮当当加工农具的铁业社，开始爬山。经过干河沟老林，翻过山顶，过了草坪子，下了九道拐，不远就是县城。这一天山路据说有70多里，原始森林里古木参天、地衣满树、兽走鸟鸣；草坪子上绿草覆地、野花星罗、清风送爽；路边的山泉水触手浸骨、入口甘冽、消暑止渴。在大人们的夸赞声中，我战胜了身体的疲劳，得意地冲在前面，并不觉得太苦。
县城还是记忆中的县城，但气氛却不一样了。县城里到处红旗招展，标语大字报满墙，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批判县委书记的文章，家家户户门上都贴着毛主席像。走在街上，每看到毛主席像，妈妈怀里的弟弟要拉起妈妈的手，嘴里咕隆着要学大人喊“毛主席万岁”！跟着妈妈去开会，会场外边见到了忙着做饭的汪伯伯。我认识他，他是行长，过去开会他都是坐在台上。我正狐疑着，穿着蓝色长围腰的汪伯伯被带上了主席台，但没有坐，低着头站着。原来，他是来接受批斗的，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新奇，我弄不懂！但我学会了一件事。每天早晚要站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前要先背诵一段“最高指示”。我一小孩哪有多少请示汇报的，弄了两次我决定免了。饭前背最高指示我倒是自己坚持了一段时间。比如：“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要节约闹革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等。但我最爱背的还是最高指示：“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回双河是沿坐马车去的公路步行。第一天沿关河而下，住岔河，第二天溯洛泽河而上，经天星到双河。在岔河是住在银行的岔河办事处。岔河办事处的出纳李立宽伯伯是个捕鱼高手，他曾经捕到一条20多斤重的大鱼，背到县支行食堂分大家共享。见我们到了，他便决定捕鱼招待我们。吃完晚饭他便背着一个扁扁的专用渔背箩，装了网，提着一根一人高的竹竿下河了。晚上，我正想睡觉时，李伯伯回来了。背箩里几条两三斤大的细鳞鱼活蹦乱跳地驱走了我的睡意。一会儿，一大瓷盆酸辣鱼便端了桌，鱼汤里红艳艳的糟辣椒、黄澄澄的姜片、绿油油的花椒和小葱、白嫩嫩的鱼块，看着就流口水！这顿鱼使我终身难忘。
读小学时，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冬天，我随奶奶去昭通大孃（姑姑）家，是搭的一辆拉生猪的货车。奶奶是小脚，走路吃力，不能久站，便让她坐驾驶室，我“坐”楼厅。所谓楼厅，就是在车头和木栅栏车厢之间有一个空隙，也用木栅栏围了一个前后距约半米，深约1米多点，与驾驶室等宽的格子，我站进去头刚好超过驾驶室顶。我们大概是中午出发的，到彝良龙潭附近天上便飘起了雪花。我一个人站在楼厅，冒着满天雪花、听着猪叫、闻着猪臭味到了昭通，天已黑尽。猪要拉到北门外的冷库，我们只能在北门外下车。奶奶拄着拐棍，拖着一双小脚颤颤巍巍地走着；我背着一个夹背箩，在北风中瑟缩着，慢慢地向城里移动。走了一段，我想想这样不行，便在路边找了个土坎让奶奶坐下，放下背箩，快步进城找到大姑爹，请他骑单车去接奶奶，我终于可以烤火吃饭了！
小学毕业，我便随在镇雄一中教书的父亲到镇雄上中学，开始了多次于双河、镇雄间往返的行程。去镇雄多是先走路到彝良，第二天乘彝良至昭通的班车再转车去镇雄。昭通至镇雄有两条路，都是坐班车。开始是经贵州的威宁、赫章到镇雄，去是途中住赫章，回来是途中住威宁。后来改走省内，经彝良的龙潭、奎香、镇雄的花山、五德到镇雄，去是途中住花山，回来途中住奎香，第二天上午到彝良的猫猫山下车，经茅坪、彝良县城，走路到双河。住的都是国营旅店，木板楼，大房间，横七竖八许多木床。住宿要证明，吃饭要粮票，出省还得用全国粮票。在镇雄五年半，回家一般是在寒假，路上多是冰封雪盖，陈旧的班车行驶在严冬荒凉高原的低等级土路上，缓慢而危险。而每次都晕车是我最大的痛苦。
记得有一次，班车在爬一个陡坡时打滑，不停地向后滑行，全车人都惊慌地站了起来，驾驶员已无计可施，幸亏经验丰富的邮递员制止事故的发生。那时没有专门的邮车，邮件由班车代运，有一名邮递员长期跟车。当邮递员发现车已无法刹住时，他迅速拉开车门，丢下两个邮包，自己也随即跳下车去，用邮包挡住了车轮，班车终于停止了倒退！还记得镇雄花山的大草甸和冬歇的农地；记得花山傍晚的浓雾，夜里的狼嚎和一双双游动的蓝眼睛；记得旅店门前厚厚的覆冰和旅客滑倒的样子。若是夏天经过，五德那用升子量着卖的李子甚是诱人。
高中毕业后，经历了高考上榜又落选的欢欣与失落，和同学躺在县委招待所楼顶听完了高音喇叭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送走了参军的同学，我于1978年的最后一天告别了镇雄、告别了父亲、告别了老师和同学。我用一个夹背箩背着在镇雄5年多的日子，怀着兴奋、忐忑、孤寂的心情搭上了拂晓开往昭通的班车，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独行。通过一天的颠簸，夜宿奎香。1979年元旦上午，在猫猫山桥头下了车，开始一个人步行回家。这条沿洛泽河边的回家之路在我的心里并非坦途。听说路上偶有抢劫事件发生，致使我一路提心吊胆神经紧绷。我历来胆大，不怕鬼，不信神，就怕有坏人。在人多处和无人处便能轻松赶路，僻静处见到人，我便紧张起来。不巧，过了茅坪便遇到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要与我同行，不停地与我攀谈，我慢他慢，我快他快，我歇他歇。天啊！这人必有问题。我把牛角刀打开了，握在裤兜里，随时准备战斗。一直到了彝良城外的马车店，那人不走了。虚惊一场，人家无非是想搭个伴！过了彝良县城，渐渐地难见一人，我的神经便放松了下来，但很快身体的疲劳感开始阵阵袭来。天色越来越暗，脚越来越沉重。我竭力地幻想路上来了车，我可以搭乘；河里有了船，可以顺流而下……
1981年8月，我从昭通师专中文三班毕业，被分配到大关一中教书。次年寒假便获得一次到昆明培训的机会，整个语文组的教师一同参训。那个年代，人们很少有出行机会，能享受的交通方式也很少。老教师们也想趁机开开洋荤，于是决定多享受两种交通工具。我们一行好像是7人，先乘班车到昭通住一晚，按常规是第二天乘昆明班车用两天半到昆明。我们为了能坐上火车，搭上了去东川的班车，当天住会泽的迤车。迤车这地方非常奇怪，班车停靠点是一个非常简陋的旅馆，没有饭店，也买不到什么吃的。一车人便涌上一条小街，找了半天只有一个小脚老太婆卖炒老蚕豆（俗称沙胡豆），5分钱100颗，一颗一颗慢慢数。一车人便排着长队等她数沙胡豆，有人打岔就重数。
东川是个好地方，街道整洁，楼房成排，绿树成荫，颇有城市风貌。我们入住东川宾馆，5元一晚的标间，有地毯有沙发，床上有席梦思，可把我们高兴坏了！别说我们年轻人，老教师们也没见识过。记得好像有几位老师不舍入睡，打了通宵扑克。而我和同班同学王道荣则早早地躺在席梦思上体会那从未见识的温柔，进入了甜甜的梦乡。第二天中午，坐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一群人又是好一阵兴奋，好一阵感叹。我感叹自己20岁了才首次见到火车！其实，同行的老前辈们似乎也没坐过。
到昆明较晚，旅店以满。我们只能住过道中的加床，打扑克的老师们却睡得挺香。到了昆明才知道东川算不了什么。我们认真学习，努力逛街。一位姓钟的老师因怕冷，老抱着一件大衣，脚上又有鸡眼，走路很慢；而那位姓陈的老师人高腿长，慢不下来；我和道荣则左右为难，不知是该快该慢。
回程我们选择了飞机。当时，昭通有一个军用机场，也起降小型民航机。第一次坐飞机的体验十分不爽。到了巫家坝机场说航班调整，又把我们拉到民航宾馆住了两天。终于可以成行了，又说客机调配不过来，弄了架运输机代替。那运输机顺机舱安了两排座位，旅客对面坐，可坐24人。原本有座号的，我便不与他们挤，最后上去，结果是乱坐，我只坐到一个靠机尾远离窗口的位子，心里很是不爽。人一走动小飞机不停地晃，空姐忙着招呼人们快坐下，不准走动。就这样，非常不快地坐了一次飞机。飞行途中又遇到气流，颠簸得厉害，我却像晕车一样晕起了飞机，吐了一牛皮纸袋污物交给空姐。
我后来辗转多个县直单位工作，经常坐公车出行，奔驰在过去行走的公路上，不免心生感慨，见到路上行人也总愿捎上一程。现在，交通越来越方便了，高等级公路四通八达，各型客车、商务车随叫随到，私家车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各种现代交通工具也十分便捷。多年来，我到过不少城市，游历了许多风景名胜，也曾出境出国，乘过不少飞机、轮船、高铁，尝过各地名吃佳肴。却总是没有上述出行经历那么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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