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15年，论干支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区域五六月，届时易流行疫，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因降水过多而患水灾，入秋之后山东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难免，故不以为特别，只要未曾酿成大祸，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15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1587年的5年间张居正去世；
1587年离申时行，离开内阁还有4年；
1587年底，海瑞离世；
1588年1月17日，戚继光西陨；
1586年，李贽出家，开始离经叛道。
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浓缩了整个明朝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明朝历史映照映照在平淡却不普通的一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以知一叶而现全秋的写法，将整个明朝历史映耀于文字之中。
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官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都身败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高拱，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也通通没有好的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能够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一不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站在历史的高处俯视，此时此刻，无论是皇帝的励精图治或是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是调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苟安于世，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腐朽，思想家的极端开放或是绝对保守，对于这个帝国都已经无济于事了，这不仅仅是明朝的悲剧，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悲剧。
悲剧在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整合，以控制民生经济命脉和利出一孔的政策设计实现利益整合，与体制化的科举选官和基层宗法治理实现组织整合，以家国同构和尊君民本相统一的儒家政治理论实现文化整合，与存在严重结构性缺陷且法律实现薄弱的法制整合，以始终贯之的强权和暴力实现阶段性改革的强制整合。
看似维持着农业帝国超稳定的金字塔结构秩序，却不善异新，而不善异新势必导致抱残守缺，在文化上表现在将程朱理学一贯奉为真理，其经济支柱是道德管理的方法，即依靠文牍，但是技术层面却发现效率极低，整个明朝在历史上都难有重大历史成就。
在这个生态系统影响下，就不难去推测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了，也不能难理解在面对英国使臣时，乾隆也是以天下天朝大国的身份拒绝，甚至是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惊破了古老中国天朝大梦，中国面临一个前古未有之变局时，却仍是过了近20年第2次鸦片战争后才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哪怕是在封建帝国，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也就是在袁世凯死后不久，中国社会竟又沦为了军阀统治。
传统中国的政治整合的走向，究其根本还是以官僚集团的文武势力为导向的。重文轻武，则政治偏礼制；重武轻文，则政治偏法制。而一方势力过于猖獗，势必会让政治走向腐朽，亦或是破败。如元朝重武废科举，则让中国文明在政治上趋于野蛮；而宋朝过于尚文，则屡遭外敌践踏。在万历年间虽让风平浪静，实则官僚集团内暗藏波涛，文官集团早因为明朝一贯的重文轻武与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而占据了朝廷的统治地位。
在明朝，这一庞大的，冗长的体系变成了天下独大的整体，无论张居正或是申时行都无法凭一人之力来改革，文官集团势力盘根错枝，早就在帝国根深蒂固。他们有一套自己战无不胜的办法，国家政策无法解决的问题，经过文官集团用传统道德加以粉饰，最后往往归结于美学或神学问题，再也不是错综复杂的经济或社会问题。百姓们在这些真实与假象之间，很难分辨清是非。一部分文官如东林党人：一方面是这些饱读四书的人以祖宗留传的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他们的思想与行为都十分传统和僵硬；另一个方面是明朝帝国的体制上存在着许多漏洞，给文官们以可乘之机。权力与地位的诱惑腐蚀着他们的大脑，使得文官们的私欲不断膨胀。因此，明朝文官们虽然弘扬无我精神，无法掩盖他们为了私人，一旦他们的利益被破坏就会拿出老祖宗的话来教育社会的人心不古。
思想土壤没有被更新掉，又怎么会生出不同性质的果实呢？封建伦理道德支配着法制，那么天下永远是一小部分人的天下，天下也永远充斥着压迫，永远不会太平。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意识到封建糟粕思想这个毒瘤对于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多大禁锢。此后的人民开展了一次次思想解放运动，付出极大代价才最终将思想的源头活水打通，走向民主与科学。
《白光》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