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其实屈原自己，也是“杀身以成仁”思想的代表。每当我们想到三闾大夫在弥漫的薄雾中迈着步伐，慷慨悲歌、怀抱巨石，投入江中的画面时，一股敬畏之情便油然而生。的确，作为诗人的他不必随着行将就木的国家一起去死，但作为政治家的他，却是“所欲有甚于生”。相较于自己的文学事业，屈原更看重的，是他祖国的命运。因此，当他为祖国作出的一切努力都随着敌兵的入侵化为泡影时，他选择了以死明志。
为信念而死，将生命奉献给自己热爱的国家，为救天下苍生而牺牲自己，这可能是大多数人眼中的英雄形象。可是，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有一些英雄，他们并不是因为死而被人铭记，相反，他们被记住，是因为他们选择了生。
司马迁，一个史官世家的后代，只因仗义执言而触怒了汉武帝，于是他面临两个选择：痛痛快快地去死，还是以一种人不人，鬼不鬼，受尽他人白眼，愧对祖宗的姿态苟活。此时此刻，死是一种解脱，生则是巨大的折磨。可他选择了更难走的那条路——活下去，接受宫刑。活下去，不是因为自己惧怕死亡，而是因为还有重任在肩，那就是践行作为史官的责任与作为儿子的承诺，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著作。而这一切，唯有生，才能做到。历史上有许多向司马迁一样的人，他们肩负着重大的事业，却在踌躇满志时遭到了过上了生不如死的生活。但灾祸也使他们意识到，生者在没有完成使命前，求死只是在逃避，而坚强地活下去，扛起责任，才是大英雄的作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会理解为何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苏武选择了牧羊北海，林则徐选择了接受被发配新疆，理解生者之不易。
于是，我便越来越明白：死，可以铭志；生，则可以践志。
“生，还是死？”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哈姆莱特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而它也同样是困扰了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们的选择。其实，无论是选择用死去照亮理想，还是用生来承担责任，英雄的心中始终装着的，是国家和民族。国家的荣辱超过了一己的得失，民族的苦乐代替了个人的悲欢，这便是中国人的英雄精神，一种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并为了后者可以奋不顾身的家国情怀。英雄的心中，生与死不是选择，而是一种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下的必然行为。
当我们站在今天回顾历史上那些英雄们在生死上做的伟大抉择时，我们也不禁思考，我们又能从那些大英雄作出高尚的选择中学会什么呢？屈原死去，他留下的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司马迁求生，他那秉笔直书的精神时刻激励着后世的史官们。越过生与死的边界，英雄教会我们的，不是轻看自己的性命，而是珍视自己的人生，用宝贵的生命去追求真正对国家、民族有意义的事物。
好好地活着，让每一天都活得充实，活得无愧于己，无愧于国家，无愧于天地。如此，英雄们的精神，便能跨越了生死的界线与时空的距离，在今天再次闪耀。
逆行者与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