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8岁，生活在苏北的一个小镇。
老师们养鸡的水平很差，隔三差五鸡就生病，然后一只只去了天堂。能活到生蛋或者打鸣的鸡，抵抗力都很好，一般不会再生病了。公鸡健壮也没用，春节前一刀宰掉。母鸡的命好些，只要能下蛋，可以一直活下去。镇上的人骂小孩，喜欢说：“养只母鸡还知道下蛋，养你光知道吃饭。”这足以证明母鸡的价值超过小孩。
大黄是1979年来到我家的。
每年春天，爸爸都会去孵房买毛鸡蛋。毛鸡蛋就是孵房师傅认为孵不出小鸡的蛋，统统处理价大甩卖。爸爸拎了毛鸡蛋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蛋们“体检”，看看里边有没有“活鸡蛋”，爸爸把能孵出小鸡的鸡蛋叫“活鸡蛋”。“体检”器具是耳朵，蛋贴着耳朵听，有动静的便是“活鸡蛋”。
爸爸说：“孵房的师傅不管力气小的小鸡的。”
意思就是有的小鸡力气小，啄不开蛋壳，就被当成“死鸡蛋”处理掉了。
“活鸡蛋”被拣出来，放在用柔软的稻草铺就的小窝里，边上放一只温暖的热水袋。我和妈妈小心翼翼用手电筒照一照鸡蛋，找出头的位置，然后轻轻在鸡头部附近的蛋壳上磕一个小洞。如果小鸡能把小洞啄开，便能“出生”了。
所以，我家的每一只鸡的诞生都与众不同，妈妈说，它们是“弃婴”。“弃婴”的命运大都不好，因为先天体质弱，多半夭折。可大黄是个例外。
就比如喂鸡，我在家门前，吧唧嘴巴，发出“叭叭叭”的声音，大黄、小黑、芦花等等的鸡们立刻从四面八方跑来。我把米一撒，鸡们就目无旁骛地吃起来。唯独大黄，它一边吃一边看我的手往哪边抖动，所以它总能第一时间跑到米落下的地方。这种前瞻性令它吃到的米比别的鸡多，这大概是它块头大的原因之一吧。
它显然比别的鸡聪明。我开始注意它，喂鸡的时候会叫：“大黄。”
它便歪着脑袋，用一侧的小豆豆眼睛看我。见我只是叫着玩儿，便继续在地上啄米。
我又叫：“大黄。”
大黄再看我。
我蹲下来，抓了米的手摊开，伸到它面前。
它悠笃笃在我的手心里啄，弄得我的手痒痒的。我咯咯咯地笑，它咯咯咯地叫。
我说：“大黄你让我摸摸。”
大黄身子一矮，半蹲着。我在它光滑的羽毛上摸来摸去，真的很好玩。
大黄能听懂人话，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伙伴们不相信大黄能懂人话，我就带她们找到正在觅食的大黄。
我神气地叫：“大黄，过来。”
大黄见有生人，脚步在绿草上扒拉了几下，颇为迟疑。我稍加一点命令的态度，喊：“大黄，过来，让我摸摸。”
它便明白我是要摸摸它，蹒跚着过来，在我面前身子一矮。大黄很喜欢我摸它，我手一伸，它便一矮，我手移开，它便走开，继续去草丛里扒拉小虫子和小石子。
小伙伴也想摸它，它不肯。
于是大黄就让我的小伙伴们依次摸。
有个小伙伴想抱它，我摇摇头：“大黄不喜欢被人抱，它是鸡，不是狗。”
大黄咯咯咯地叫了几声，对我的话表示赞同。
大黄最喜欢的人并不是我，而是隔壁邻居家的小倩倩。小倩倩是个刚刚会走路的小宝宝，蹲下来比大黄高不了多少。但有一次大黄轻轻啄小倩倩的脸的时候，被小倩倩的妈妈看见，小倩倩的妈妈忙不迭地赶跑大黄。
“鸡嘴很脏，把脸啄破了，要去医院打针的。”小倩倩的妈妈说。
小倩倩不一定懂妈妈的话，但是大黄懂。大黄的的确确能听懂人话，所以从此她不再啄小倩倩。
我家本没有几只鸡，进城之前都变成了盘中餐，独留了大黄。
大黄早就不下蛋了，她老了。
在搬家的最后一刻，爸爸说：“去叫大黄。”
我叫来大黄，爸爸用稻草把大黄的双脚一绑，扔进车里。大黄就这样进了城。
大黄没有伙伴没有草地，整天呆在阳台上的纸盒子里。它很少发出声音，或许是我很少听见它的声音。我念中学了，功课有点忙。
转眼1986年春节将至，寒假里，我偶尔去阳台上看看大黄，不知是老还是孤独的缘故，它无精打采。不过看见我时，喉咙会发出“咕咕咕”的声音表示高兴。大黄的毛上沾着鸡屎，很恶心。妈妈叫我经常换换纸盒底下垫的报纸，我嫌脏，不肯。
过年前，爸爸叫我：“来帮我拎一拎鸡脚。”
拎鸡脚的意思就是杀鸡。爸爸杀鸡，都是我拎鸡脚，让鸡倒挂，他用刀在鸡脖子处一抹。我从小帮爸爸杀鸡，这个场景很习惯。
我拎大黄鸡脚的时候，它不动。爸爸抹它脖子的时候，它不动。它至始至终温顺地信任我们，信任我们为它安排的每一个命运。
大黄最终变成了一锅汤。
多年后，我女儿8岁的了，我跟她说起大黄的故事，说起它下了很多蛋，说起它孵出小鸡做妈妈，说起它曾与我的种种亲昵，最后说到大黄的死，女儿眼睛里凝聚了两颗大大的泪珠，一眨眼，吧嗒吧嗒，泪珠砸进了我的心里。
那个少年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