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3年，我在农村基层工作，一天，我常投稿的一家报社的老编来电，约我写一篇有关农村抗击SARS的新闻报道，这时我才回想起近期报纸上对SARS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结合政府安排我们到辖区各村的各路口设岗布哨、盘查过往行人、控制返乡的外出务工人员这一情况，我闻到了一股临战前的火药味。猛然间想起该去看看我在医院工作的一个朋友了。
于是，我打着送稿的幌子进了一趟市，匆匆地把稿件交给报社老编后，和她在一家温馨中带有怀旧情调的咖啡屋里见了面。一见面，我就被她狠狠骂了一顿：“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到处乱跑！！”“有那么严重吗？！典型性肺炎你们都对付得了，何况小小的非典型性肺炎呢！”我头一歪，用歪理和不屑一顾的口气回敬她。这下可把她惹急了，我还从未见她发过这么大的火，她一拍桌子，手指着我的鼻子吼道：“你都知道些什么？正因为它不典型，我们才找不到有效对付它的办法。你知道吗？那些殉职在抗SARS一线的医务人员，都是在穿着里三层外三层的防护服，经过严密的消毒措施的环境中被传染的！”看到她真的急了，我忙安慰她：“给你开句玩笑，我会注意的。”
服务生送来了咖啡，喝着馨香的咖啡，就着委婉怀旧的音乐，我们沉浸在对美好往事的倾诉之中。我对她说在高中校园期间，每看到一本好书，是怎样迫不及待地把书送给她看；她对我讲在大学求学期间，每逢放假或开学，站在窗前看到我的身影时，她是怎样把已整理好的行李打乱，然后站在我身后听着我的唠叨看我替她整理行李，抿着嘴偷乐；我告诉她那时我把她当作调皮、任性的小妹妹；她对我说当初她把我当作可亲却有点爱唠叨的小哥哥。
大学毕业后，我们参加了工作，有了各自的家庭，以至于在一次同学相聚的酒会上，酒酣时，一位口无遮拦的同学指着她和我：“我们都认为你们是最般配的一对，我曾和别人打赌，你们一定会走到一起的，可结果却害得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回首看她，她的脸上不知是酒晕还是红晕，绯红一片，而我只有解嘲地说：“来生吧！”
时间在无情地流走，又到了分手的时候，她给了我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一搭口罩：“这是我们医院的，比市场上的质量好，到公共场所去一定要戴上。”接着又郑重地说：“明天我就要到抗SARS第一线了，这或许就是我们的永别，临别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说心里话。”我从没见她如此郑重其事过，也就郑重其事地回答她：“什么问题？你问吧。”“如果有来生，你愿意做男人还是做女人？”说完这句话，她认真地望着我等待回答。“那你呢？”我反问她。她缓缓地从口袋里拿出笔和纸：“咱们一齐写。”
我飞快地拿起她写的那张纸，像钉住似的呆在那里，上面赫然写着：“下辈子我还要做女人，因为我要嫁给你！”而她看了我写的则双眼含着泪花，在我脸上给了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吻，然后夺门而出。我清醒后，急忙抓起随身携带的相机冲出咖啡屋，对着她飘然而去的身影飞快地按下了快门。
返回咖啡屋买单，发现我写的那张“来生我若有机会做男人的话，我一定娶你为妻”的字条被她拿走了，我便小心翼翼地将她写的字条，不，她的心装进我贴胸的上衣口袋里。
SARS结束了，也算是上苍有眼，我们没有永别。我到她所在的医院里看她，她办公室的同事告诉我：“此前，因为她把医院配发给她的专用防护口罩弄丢了，被院长骂得连眼睛都哭红了，而由于配发的口罩是专门订做的，医院已全部发完，最后只能到市面上买了些普通口罩代替。”我再一次惊呆了，作为要和病人，特别是SARS病人近距离接触的医务人员，她比谁都清楚没有专用防护口罩可能造成的后果。此后，虽然我们谁也没有再提字条的事，可心灵却被青春年少时的失之交臂和明了心迹后的无可奈何而深深地折磨着。
掩卷长思——人啊，为什么总是在失去后才知道珍惜呢！
其实，今生的愿望，应竭尽全力哪怕是拼却生命也要让它在今生实现，哪怕来世是一朵初现就凋零的昙花、一棵弱不禁风的小草、一粒任人践踏的铺路的河卵石、甚或是日升前的一滴朝露，也了无遗憾了。
那个少年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