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实际应该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指的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八人。这八位文豪，对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宋时期，文坛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文风改革运动。

 

　　一次是六朝以来，以讲究声律、辞藻、排偶的骈文为主。这种文章的声、词、韵美则美矣，但由于过分注重辞藻的华丽，在思想内容上往往很浅薄。

 

　　这时候韩愈提出了“古文”的概念——以先秦及汉朝的散文为宗，文风更质朴而写法更灵活的文章形式，但更注重文章内涵，讲求文以载道。以此和骈文相对。韩愈和柳宗元一起，为古文运动的先驱，他们成功地挽救了文风，恢复了儒学道统。

 

　　另一次，是北宋初年。有一种被称为“西昆体”的宫廷文体流行起来。这西昆体的特点是，追求险怪艰涩和华丽的辞藻，而不重视内涵，对文学的发zhan非常不利。

 

　　欧阳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再次进行文风改革。但欧阳修和韩愈有所不同，韩愈的改革，是反对骈文的，而欧阳修并不反对骈文。他认为，文以载道，不在于文章的体裁，而在于文章的思想和内容，散文能载道，骈文也能载道，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散文，都是值得提倡的。比如他的《醉翁亭记》，虽是游记散文，但大量运用了骈文的写法，在保证思想内容的同时，更增加了文章的韵律之美。苏轼、苏辙兄弟、曾巩、王安石等人，都是此次改革的代表人物，也是改革的受益者。

 

　　唐宋的两次文风改革，一扫笼罩在中国文坛的阴霾，为古典散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后世能读到既有文学性，又言之有物的美文，八大家实在是功不可没。

 

　　八大家的盛名，不仅得益于他们自身对文风改革的贡献，还得益于后世的另一次文风改革。

 

　　明朝时，为了反对八股文和台阁体，文坛出现一股复古的风气，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到了明朝末年，更出现了一个“唐宋派”，不再认同“文必秦汉”的观点，而是提倡唐宋文章，这才给“八大家”基本奠定了地位。

 

　　“八大家”这个称呼并不是一家之言，也不是偶然形成，而是贯穿了整个明朝，集多位学者意见固定下来的。在明朝初年，朱右编纂了《八先生文集》，此时“八大家”已有八先生之名；到明朝中叶，唐顺之编纂《文编》，在唐宋两朝只选了八大家的文章，至此八大家之名逐步固定下来；明朝末期茅坤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汲取了朱、唐二人的精华，“唐宋八大家”的称呼也因此书正式流传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