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名字叫《大明劫》。

 

　　里面讲述到全国瘟疫横行，身强力壮的士兵纷纷病倒，几天就不治身亡。军营里面的运尸车一趟一趟的将将士们的尸体运走。江湖游医吴又可临危受命，大胆提出对《伤寒论》的质疑，提出自创一套的祛病方法，创立《瘟疫论》。

 

　　在这个故事中，不同的人对于瘟疫有不同的反应。督师孙传庭一心报国，要重整军备作战，他最关心的是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疫情他一开始并不知情；大将任琦既担心病情蔓延损害军队实力，因此命令医生赶紧救治，又害怕督师责罚而不上报疫情，只是说士兵们水土不服，同时封锁消息以免动摇军心；老医生（吴又可的师傅）秉持着老的医学传统，不认为这是一次恶性的传染病，只是按照原来的；吴又可觉得事情并不是老医生认为的那样，但是他的话一开始并没有人认同；士兵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传言是触怒了瘟神，要给大家降灾。

 

　　最后故事的结局并不美妙，老医生并没有把疫情控制住，反而自己也被传染了；任琦发现死的士兵日渐增多，乃至医生害怕责罚都跑光了，只能在孙传庭问起的时候如实上报；孙传庭找来吴又可给士兵们治病，正当疫情有所控制时却决定出兵，最后把所有隔离起来的士兵全部放火烧死了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瘟疫中每一个个体的选择都并非没有道理，或者说，在那种情况下会是最优解。对于孙传庭来说，皇帝对他的考核不是士兵病死了多少，而是何时能剿灭流寇，因此抛弃掉那些疑似病患并不会影响到他个人的利益。对于任琦来说，孙传庭对他的考核是部队是否具有战斗力，对他来说控制治疗瘟疫是必要的，但是把消息捅出来是不行的。因为他一旦消息捅出来就等于证明了自己手下部队战斗力下降，间接说明自己统兵无能，那孙传庭会怎么看自己？而且一旦消息扩散士兵们就会军心动摇，军心一旦动摇队伍就不好带了。因此任琦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老医生依据他的医学知识判断并治疗乃至鞠躬尽瘁，他最后也没弄清楚这个病似乎也不能怪他吧。

 

　　我看完不禁在想，如果能够有一个科学的的理论和好的管理制度，这个疫情是不是能够更早的遏制呢，而不是那样一个充满谎言和死亡的结局。

 

　　记得看过孔飞力的《叫魂》，里面面对一个可以扩散的叫魂事件，帝国的各个阶层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底层百姓对于流动人口的恐惧，官僚体系企图瞒上欺下保持自己的权力地位，专制君主则渴望驯服官僚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狂热和夸大也就产生了。

 

　　有时候相似的社会结构会产生相似的问题，《叫魂》是把本没有的事情放大，那之前说的《大明劫》里就是把本来很严重的瘟疫缩小。在传统体制下，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专业领域内讨论是事情，而是一个泛政治化的问题。瘟疫和妖术不单单是瘟疫和妖术，而是被赋予了其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事实很容易被扭曲。也许对于官僚和将军们而言，不管是防疫还是反妖术，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么，撒谎就是必要的事情。

 

　　而底层民众面对层层谎言，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和判断方法。这就给了谣言以市场。

 

　　也许没有谎言，也就没有谣言。